憲政學者、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周漢華認為，任何社會管理措施都不能侵犯公民的隱私權。按現行法律，在未獲手機用戶授權的前提下，任何移動運營商和政府部門均無權獲取用戶個人信息并發布，更遑論“發展個人定制業務”盈利。

　　他指出，現有技術手段已能滿足有關部門監測城市交通流量的需要，靠對個人手機的精確定位來監控市民出行信息，既無必要，又不可行。嚴格地說，作為北京市主責科技發展和政策制定的政府部門，北京市科委此舉可謂“不務正業”。

　　首先，盡管北京市科委強調“在數據服務的過程中，將嚴格保護隱私”，且“對用戶開放的數據并不針對個體”，但是，從其公開方案可以獲知，這一承諾能否真正說到做到，“根本無法保證，公眾也缺乏監督權”。

　　他指出，移動通信運營商通過類似手機定位的功能，把用戶信息建成一個平臺，這是一種增值服務。該服務在用戶簽約時如未明確告知用戶，那么無論是移動運營商還是政府相關部門，擅自設立“霸王條款”調取個人信息，都違背了契約自由的原則。

　　目前，北京已實行“手機實名制”。北京市科委稱，只要用戶手機一開，該系統就“很容易確定用戶移動的距離和大致方向”。既然被定位的是“移動現有在京手機”，那么在對機主的身份識別時，必然會涉及用戶個人數據。

　　當前，個人信息有償交易黑市屢打難禁，一旦政府方面把1700萬手機用戶的個人信息甚至實時動態集中，再發至交通管理部門、流動人口管理部門甚至城市規劃部門，很難保證每個環節都密不透風，大大增加了個人隱私被有意或無意泄露的危險。

　　其次，在當前，北京區域移動運營商不止一個，每個運營商都有數百萬乃至上千萬用戶，如果“厚”移動用戶，而“薄”聯通和電信手機用戶，政府有關部門希望借此掌控市民出行信息和規律的初衷也會落空。

　　同時，截至2009年末，北京市戶籍人口1246萬，流動人口突破1000萬，實際常住人口已超過了2200萬。如果上述系統對“北京市民”界定模糊，僅針對北京戶籍人口和登記的暫住人口，那就忽略了外地來京人員，終監測結果也會有較大偏差。

　　周漢華指出，北京市科委作為政府部門，其法定職責并不涵蓋交通管理和人口監控，此舉只能理解為政府部門“不務正業”手機定位涉及大量公民個人隱私，建設該監控系統前，應組織專家論證。而且哪些專家參與了研討，發表了何種觀點，具體結論及其理據何在，均應公開接受公眾和社會的監督，決不能草率行事。